发布时间：2024-04-05 来源：网络
[ 从全国农业机械化率来看，2007年超过40%，达到42.5%，标志着我国农业机械化由初级阶段跨入中级阶段，机械化生产方式已基本占据主导地位。 ]
将时间的指针往回拨50年，李凤玉还是一个即将年满18岁的年轻小伙，站在黑土地上，彼时最大的梦想就是开拖拉机——这是他所能够想象到的最好工作。“我那时文化程度不够，而且一个乡也才只有十多台拖拉机。”他说。
今年67岁的李凤玉，出生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克山县。当了一辈子的农民的他，经历了农业生产关系从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到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再到“带地入社”的专业合作社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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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生都在与土地打交道的李凤玉，怀揣着“如何多打粮食、如何让农民腰包鼓起来”的朴素想法，误打误撞跟上了一往无前的历史进程，亲历中国农机工业“黄金十年”，见证全国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下称“全国农业机械化率”）的突飞猛进。
生长于东北农村的李凤玉，一生与克山县河南乡的三个村子密不可分——学习村是他崭露头角的起始点，仁发村是他大放异彩的关键点，齐心村是他厚积薄发的落脚点。
受“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这一论断的耳濡目染，年轻时的李凤玉就萌生了“农机梦想”。由于头脑机灵，成年后他如愿以偿当上了河南公社机耕队农机驾驶员，而这也正是他崭露头角的起点。“我们一个村，2000多人，就选了3~4个人去开拖拉机。”
靠着多年的农机驾驶员经历，李凤玉在学习村颇有人缘，再加上敢想敢干、勇于任职的作风，他被推选为村委会主任。
当时间的指针指向2006年，李凤玉又被选为仁发村党支部书记。而谁也想不到，这个不知名的东北农村会在不久的将来一跃成为全国知名合作社所在地。
2006年1月，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终结了延续2600年的古老税种，这一重大变革具有划时代意义。同年10月，《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审议通过，并自2007年7月1日起施行。
从宏观层面来看，2006年前的“十五”时期（2001~2005年），我国启动了农村税费改革；2001年底，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农业也不得不直面来自全世界的竞争。
与此同时，2004年成为我国农机工业“黄金十年”的起始年。这一年，农机领域发生了两件大事，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发展农业机械化的积极性。一是，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对购置和更新大型农机具给予一定补贴”；二是，《农业机械化促进法》颁布实施，再次要求央地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对农机购置给予补贴。
这两件大事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前者拉开了新世纪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20年关注“三农”工作的序幕。从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开始，推动着我国总体上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全新发展阶段。同时，2004年至200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以及2008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都明确提出了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的要求和措施。后者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农业机械化的法律，标志着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进入法治轨道。
在一系列政策利好的推动下，我国农机工业总产值连续10年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业内将之称为农机领域的“黄金十年”。
从全国农业机械化率来看，2007年超过40%，达到42.5%，标志着我国农业机械化由初级阶段跨入中级阶段，机械化生产方式已基本占据主导地位；2010年超过50%，达到52.3%，标志着我国农业生产方式实现了由人畜力传统生产方式为主转变为以机械化生产方式为主的历史性跨越。
2008年，黑龙江省出台了“财政补贴60%、个人自筹40%，且个人出资部分由政府协调贷款并贴息，加快推进千万元以上农机合作社建设”的支持政策。随后，河南乡领导召集全乡19个村支部书记开会称，全乡只有一个成立农机合作社的名额，并提出了前述问题。
在此之前，李凤玉就找人咨询过2007年7月施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认定干合作社是件大好事，农机驾驶员的工作经历也使其打心眼里认定，在东北要想提高粮食产量，就必须将农业机械化搞起来。
“当时，其他村支部书记都不吱声。188金宝搏,188金宝搏官网我就在心里盘算，现在农村一家一户都是用‘小四轮’作业，要是有大农机，一亩地最低能多打300斤粮食，效益可观。于是，我就自告奋勇，主动站出来说，我们仁发村愿意试一试。”李凤玉回忆称。
由于合作社是新生事物，仁发村农户虽然在动员会上情绪高涨，却应者寥寥。直到2009年10月，李凤玉等七人筹资850万元，再匹配上省财政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1234万元，才组建“克山县仁发现代农业农机专业合作社”（下称“仁发合作社”），农机具由省级农机主管部门选配，主要特征是“动力机车进口、配套机具国产”。
大型农机具就位后，大伙准备大干一场，却不曾想“败走麦城”。2010年3月，仁发村开始尝试“租地自营+代耕服务”的规模化农地经营模式。当时仁发合作社以240元/亩的价格，流转了本村1100亩耕地种植大豆。由于流转土地不连片，大型机械根本派不上用场，还得花钱雇“小四轮”耕种。再加上租地经营需要预付地租，承担利息成本，以及当年大豆价格下跌，致使“租地自营”板块勉强实现收支平衡。合伙人原本指望将“代耕服务”板块作为合作社的主要业务，但当时克山县农户习惯使用自有小农机耕种土地，造成代耕市场较小、服务费用不高，而到蒙东呼伦贝尔地区开展跨区耕作服务，由于遇到作业面积少算等一系列问题，也基本没有盈利。
结果合作社一算账，只盈利13万元，如果按规定计提折旧的线万元。“刚起步就陷入困境，有合伙人要求撤股、退社。那时候，我感到特别难熬。”他说。
后来，时任黑龙江省农委主任王忠林调研指出，合作社与农户缺乏合作，没有形成土地规模化经营，“给你们配上大型农机具，不是让你们去外地挣钱，而是要想办法将当地的土地连成片，充分发挥大机械作用，从根本上带动农户丰产又丰收”，并建议农户“带地入社”，将仁发合作社真正办成农民自己的合作社。
经过一番思考研究，2011年春，仁发合作社公布了“带地入社、保底分红”为核心的“七条承诺”。
前三条涉及盈利分配，包括农户“带地入社”，保底收益350元/亩；入社土地折资入股，在支付保底收益后，合作社盈余二次分红；将1234万元国家补贴资金产生的盈余，再平均分配给社员。
后四条涉及社员管理，包括有困难的社员可付息全额借回土地保底金；入社成员仍享受国家发放的粮食综合补贴；重大决策事项表决实行一人一票，不按投资额；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免除农民后顾之忧。
虽然“七条承诺”很诱人，但农户也很现实，一开始并不相信。质疑有两点：一是保底收益，二是退社自由。当时土地转包为240元/亩，凭啥合作社能承诺350元/亩？如果退社自由，农民真要退地的话，还怎么做到规模连片？
由于体量足够大，合作社有议价能力，不论是买农资，还是卖农产品，都有规模优势，确保农户保底收益。而且大型农业机械在合作社内部连成片的土地上也有了用武之地，能为周边农户提供代耕服务，确保二次、三次分红。
更重要的是，入社农户没有后顾之忧，“离乡不丢地，不种有收益”。不但保底收益比自己种地收益还要高出一大截，而且解放劳动力后，还可以再打一份工。由过去种地挣一份钱，到现在“入社+打工”挣两份钱。
时任仁发村村委会主任张德军是“七个合伙人”之一。他解释称，350元/亩是临界点，既不能过低，也不能过高。若只比市场价格（240元/亩）高一点，不具有吸引力；若突破承受能力，合作社将面临风险，“最差打算是合作社不至于赔钱”。至于退社自由，如果退地的话，肯定不是农户原先位置的土地，而且会让其优先选一等地，前提是不能影响合作社规模化作业。
靠着良好的群众基础，仁发合作社也争取到大部分在外务工的农户，较好解决了土地无法连片问题。
扫除一系列障碍后，仁发合作社走向正轨。土地规模化、农业机械化快速提升，规模经济效益显现。比如，在农业机械化方面，发挥大型农机具优势，实行深耕深松、精播密植、测土配方施肥、小垄单行改大垄双行等；再比如，主动调整农作物种植结构，由原来的大豆、春小麦改种市场价格较高、效益较好的玉米和马铃薯，同时主动更换高产玉米品种。
生产经营模式的创新，再赶上大豆涨价，2011年，合作社一举扭亏为盈，净盈利1342.2万元，每亩入社土地平均分红710元。真金白银的分红，吸引着全河南乡农户的关注。既保底又分红，农户哪见过这种好事？于是，加入合作社的热情格外高涨。
尽管后来“仁发模式”遇到一些新挑战，合作社主动取消土地保底收益，实行“盈余共沾，风险共担”的分配方式，但也几乎没有退社的。“以前是农户不愿意入社，如今是农户不愿意退社。”张德军称，农业生产受自然灾害影响很大，农户诉求其实很简单，就是找个靠谱的经营主体，确保土地收益。经过多年合作，农户已与仁发合作社建立了信任关系。
随着农地经营规模的迅速扩张，“仁发模式”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比如，用工“大帮哄”。合作社实行集中统一的用工派工制度，产生了劳动“大帮哄”“出工不出力”、劳动质量“监督难”等问题，增加了监督成本。
比如，农民分户入社。以入社农户为单位平均量化财政补助农机合作社形成的资产，并参与二次分红的做法，导致农户产生分地、分户“带地入社”行为，使“带地入社”农户数量迅速膨胀。2014年“虚增”到2638户，产生严重的不公平问题。
最为致命的是经营风险集中。李凤玉称，之前实行“保底收益+分红”的分配方式，降低了农户的农业经营风险，增强了农户对入社土地的增收预期，从而将经营风险集中到7户原始股东身上。
一是取消土地保底收益，将土地视为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量，入社土地只参与分红；二是建立各种形式的内部生产责任制度，这成为合作社自我完善、创新的关键环节；三是主动优化种植结构、提升产品品质，针对玉米价格下跌、卖难形势，合作社主动开展农业结构调整，向绿色、有机、特色高效作物方向调整；四是创办马铃薯、甜玉米加工企业，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五是合理确定财政补贴资产的量化范围，结合公安部门的户籍信息，以二轮承包开始时的农户承包台账为依据，对合作社“成员”进行甄别。
凭着远见、闯劲儿，李凤玉首创并革新了“仁发模式”，让其先后获得“全省粮食生产大户”（2011）、“全国粮食生产大户”（2013）称号。2015年，被原农业部授予首届“全国十佳农民”荣誉称号。仁发合作社也先后获得全省、全国专业合作社示范社，“仁发模式”也在黑龙江全省推广。
在李凤玉的成长历程中，个人奋斗固然重要，但也是切合了时代前进的脚步。仁发合作社的创办，恰好赶上了农机领域“黄金十年”（2004~2014年），其发展史也成为全国农业机械化率由32%（2000年）提升至73%（2022年）这一伟大征程的注脚。
受益于农机具补贴，仁发合作社才有了发展壮大的资本。同时，仁发合作社还赶上了玉米临储政策周期（2008~2015年），仁发合作社种植高产玉米尽享政策红利，净盈利、分红维持高位。也正是在这一周期内，黑龙江粮食产量超过河南晋升为全国第一产粮大省（2011年）、玉米产量超过水稻跃居三大主粮之首（2012年）。
2015年，仁发合作社发起成立合作社联合体——黑龙江龙联农民专业合作社联社（下称“龙联联社”），联合全省的合作社，抱团取暖；领办深加工企业——黑龙江仁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折服于“老李”的个人能力和人格魅力，孟德利是最早一批加入龙联联社的社员，2020年接任龙联联社总经理。他说道：“我跟老李有共同想法，就是农业必须干成‘大农业’，才有发展空间。”
龙联联社初创之际顺风顺水，发挥体量大的优势，帮助农户解决售粮难题；同时还通过建立公司，依托各成员社的优势，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发展“接二连三”业务，让三产带动二产、二产带动一产。
然而，龙联联社近些年因为主客观原因开始走下坡路。外部遭遇粮价下行、自然灾害、新冠疫情等“黑天鹅事件”，内部则出现管理不善，尤其是两次给成员社担保造成了损失。不过，在孟德利看来，尽管表面上龙联联社吃亏了，但也有好的一面。比如帮助成员社度过了最困难的阶段，同时也收获了最重要的人情。
他认为，任何生产经营活动都存在风险，农业生产尤其受到自然灾害等客观因素影响，并不是所有成员社都会恶意欠银行贷款不还。要知道，那些真正干事的合作社，为黑龙江农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去年底疫情封控结束后，孟德利又忙碌了起来，准备盘活现有资源，重塑龙联联社的新形象。他提到：“尽管这些年一路摸爬滚打，发展曲折，但我始终看好它的未来。近些年，龙联联社发展势头有所滑坡，社员也有流失，但还是全国最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有着超过12万人的庞大社员基数，超过2000万亩的农地面积，还有多年来积累沉淀的一大批农业技术人才。”
在农业领域，生产固然重要，但销售决定着最终的收益。龙联联社的优势在于生产，劣势在于销售。为了提升销售能力，龙联联社一方面大力发展电商，另一方面也在积极争取销售能力强的合作伙伴。
孟德利称，一旦打通供销渠道，我们就能为合作社、农户实现降本增效，买农资能少花钱，卖产品能多挣钱。“我们这么大的体量，本身就自带流量，跟谁合作都有优势。”
参照仁发合作社的发展史，孟德利称，龙联联社只要能为成员社持续带来效益，就会吸引合作社不断加入。“老理事长一直跟大伙讲，眼光要看长远，做产品不能砸自己的招牌。同时，不能总想着靠市长，也不能指望找市长要市场，而是应该把市场做好了，让市长重视我们、主动找我们。我们也始终认为困难是暂时的，我跟老理事长都憋着一股劲儿，准备厚积薄发。”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